投资者需要维权 不需要被教育

今年315，社会必须直面一个话题，消费者购买假冒伪劣产品可以通过工商局和消费者协会维权，投资者上当受骗应该如何维权？

纳入《消法》杜绝违规

如果说以往银行理财产品出现纷争只是个案，目前随着货币资本市场去杠杆化一步步逼近中国企业，投资领域的大话理财机构水落石出，投资纷争逐日增多，金融机构的诚信与理财能力受到考验。

最近曝光的事件包括，渣打等银行QDII产品虚假宣传导致客户巨幅亏损事件，银行保险公司合唱二人转，将老人存单变成保单，基金老鼠仓被抓基民索赔无门、金融机构损害小投资者利益满足大投资者的保本要求、南航权证购买者维权，如此种种，无不反应投资市场欠缺维权工具的本质。

有人认为，理财产品问题集中曝光源头在全球金融危机，这种“金融危机是个筐，什么烂水果都往里装”是最好的卸职借口，但这只是软弱者为自己寻找的皇帝新衣——如果银行诚信自律、对于专业素质有自知之明，目前的纷争会少得多。

把所有问题都推到投资者素质低下不仅不公平，还是霸权逻辑。金融机构投资协议艰涩难懂、暗藏玄机，不顾巨大的风险推出复杂的结构性产品，要负更大的责任。否则，全球投资者同样没有理由指责华尔街投行，那些复杂的理财产品天书已经遭受全球投资者包括投资大鳄的强烈质疑，一些地区投资者已经得到部分赔偿。

投资市场非常专业，普通投资者难以了解其中奥秘，特别容易形成专业霸权。能够制止专业霸权的是专业而独立的第三方的监督，以及对于违规者的严惩，提高违规成本、对投资者进行及时救济才是根本。

在出现投资理财产品纠纷后，投资者教育总是被放在重中之重，这是本末倒置，事实上，那些糊里糊涂购买国外金融衍生产品、充当外资行二传手、对国内投资者假充专家的金融机构才最应该受到教育。

监管者往往站在维护中国经济就要保护企业的立场，给投资者维权设置极高的门槛，以父爱主义的方式纵容企业违规，降低企业补偿成本的结果，必然是提高消费者和投资者的维权成本，最终导致整个市场信用不存，隐形交易费用居高不下。毫无疑问，这是让市场和企业慢性自杀。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万一投资者利益受到损害，要得到救济，成本高得惊人。

违规罚款赔偿受害者

维权者主要的救济途径有三种，行政救济、刑事救济和民事司法救济。对于金融机构提供理财产品的风险，行政规章虽然有严格规定，大多数时候缺乏违规追究的条款。典型的例子是，银监会规定了理财产品的信息披露规定，但在具体操作中金融机构往往暗度陈仓。一些规定以不规范的内部通报甚至窗口指导方式进行。2005年出现人民币理财产品热潮，银监会3月向各大银行下发的一份内部通报，明确提出了“产品收益率不能盲目攀比”“人民币理财产品不能搭售存款”“明确风险提示”的三方面要求，银行如果不予以纠正，属于违规行为。至于违规之后怎么办，银监会并未明示，金融机构心知肚明，在短暂的降温后再次升温。行政规章游击战，导致大部分规章往往缺乏长效，一事一议，事过境迁之后一切照旧。有时，银监会为省心省力，索性直接叫停某项业务，如2008年年中叫停外汇保证金业务，风险是没了，市场也完了。是否恰当值得怀疑。

至于刑事救济，目的在于惩恶而非物质补偿，一切以刑法为先，并非市场经济处理经济问题之道。在美国证监会提起的执行措施中，有近九成的案件是通过和解方式解决的。通常会规定被告将非法所得支付给法院，或者支付到一个第三方保管的账户，然后按照SEC设计、法院批准的方案分配给受害投资者。美国证监会的和解措施，是节约社会成本、让企业有生存空间、同时给予中小投资者以物质救济的良方。证监会的罚款能有内幕交易受害者的份额，将成为中国的准司法救济渠道畅通的标志。

经济纠纷，物质补偿与民事救济才是根本。我国民事救济虽然闸门已开，并且在逐步完善的过程中，但高昂的成本与动辄数年的维权之路仍然让人不寒而栗。本来民事诉讼就是成本极高的维权方式，投资者面对的是实力强大得多金融机构，从财力与法律专业都处于弱势，加上法院往往考虑到社会成本，主张和解，如银广夏中小投资者数年维权诉讼换来的是规劝之下的和解——内幕交易行政处罚是不主张和解，到法院却屡屡规劝和解，维权何其难也。难道要逼得投资者像认沽权证部分购买者一样，拉着一面大旗到监管部门去喊冤吗？

投资者维权是市场经济建立规则的重要一环，处理好维权才能降低社会运作成本。有关部门除了要改变对企业的父爱主义之外，还应有务实态度，一要树立物质补偿第一的原则，二要降低维权成本，通过和解方式惩罚违规公司补偿受害者是最好的办法。对于企业的惩罚收入应该有投资者的份额。

行政补偿不成，才是司法诉讼，如果什么都要法律来解决，就凭现在的法律执行力和受理的情况看，必定是激化矛盾，从而将社会运作成本高居不下，形成民意的大堰塞湖。建立现代金融体制，缺乏投资者维权通过，是不可想像的.